鄧穎超:與周恩來不為人知的兩個孩子

2014-01-23  本文來源于蘇紅網   訂閱《紅星報》 | 向蘇紅網投稿
周恩來和鄧穎超1925年在廣州結婚。在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里,周恩來和鄧穎超互相關心,互相幫助,相濡以沫,堪稱一對模范夫妻。而對于這段婚姻,他們最遺憾的恐怕就是沒有親生的孩子。

  鄧穎超,(1904—1992)原名鄧文淑,祖籍河南光山。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在天津組織婦女、學生聯合會,并與周恩來等同志一起組織進步學生團體—覺悟社。1923年組織女權運動同盟會。1924年參與組織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初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先在上海黨中央機關從事秘密工作,后到江西中央蘇區任中央局秘書長,后參加長征。抗日戰爭爆發后,先后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婦委委員,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婦委書記,中共中央婦委副書記,中共駐重慶、南京代表團團員。1947年3月,奉命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婦委代理書記,1948年在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全國婦聯副主席,并任黨組副書記。

  建國后,歷任全國婦聯副主席,黨組副書記,名譽主席,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第十一、二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1992年7月11日在北京病逝。

  與周恩來永恒的愛情

  “我與你是萍水相逢,不是一見傾心,更不是戀愛至上。我們是經過無意的發展,兩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的、經過考驗的結婚,又經過幾十年的戰斗,結成這樣一種戰友的、伴侶的、相愛始終的、共同生活的夫婦。……我們的愛情是深長的,是永恒的。……”1988年春,當西花廳的海棠花再度盛開的時候,年已84歲的鄧穎超撫花思人,傾訴著對周恩來無限的思念和真摯的情感……

  鄧穎超與周恩來相識在1919年五四運動的急風暴雨中。熱情活潑的鄧穎超在話劇《木蘭從軍》中的優美形象,吸引了臺下一名男青年的注意。他就是天津學生運動領袖周恩來。

  1920年11月周恩來赴法勤工儉學后,開始了與鄧穎超的書信往來。從共談理想追求到互訴愛慕之意,經過近5年的感情碰撞,1925年8月,他們終于在廣州喜結連理。從此,鄧穎超和周恩來相濡以沫、互敬互諒、同甘共苦,攜手走過了50年的風雨人生。

  鄧穎超是一個崇尚自立的女性。她認為,作為一個女性,首先應該有自己的事業,然后才會得到屬于自己的愛情。所以她始終保留著一片施展自己才能的天地。從大革命時期的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長、中共廣東區委婦女部長,到土地革命時期的中共中央婦委書記、中共中央局秘書長、中共中央機要科科長;從抗戰時期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婦委書記,到新中國第一屆全國婦聯副主席、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以不懈的努力為自己的生命增添了耀眼的光華,同時也贏得了真正的幸福和愛情。

  “戰友”這個名詞,對于所有的人都不陌生,然而對于鄧穎超來說,卻有著非凡的含義。

  鄧穎超寫給周恩來的詩鄧穎超認為,她同周恩來首先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其次才是一個屋檐下的伴侶。無論是危險叢生的戰爭年代,還是曲折艱難的建設時期,她都是周恩來最親密的戰友和助手,同周恩來生死與共、福禍同當。

  “伴侶”,這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名詞,然而在鄧穎超看來,它卻凝聚著深厚的夫妻情義。

  鄧穎超是個很重感情的女性,作為周恩來忠誠的伴侶,她無怨無悔地踐行著自己的職責。

  伴侶之愛鄧穎超是個浪漫而又充滿激情的好伴侶。無論在什么環境下,也無論在什么年齡段,她對周恩來的愛都始終不變。

  幾十年來,每當她與周恩來分別兩地之時,山間的紅葉,田中的小花,盆中的水仙,庭院的海棠,都成了她寄托情思的信物,都會隨著信件,伴著她的思念和囑咐,飛過千山萬水到達周恩來的手中。

  鄧穎超是個通情達理的好伴侶。周家是個大家庭,親戚朋友很多。凡是需要照顧的,都由鄧穎超一人料理。她不僅細致周到,而且用錢大方,她和周恩來兩人的工資,基本上有三分之一用來幫助周家,而她自己的生活卻很簡樸。對此,周恩來看在眼里,感在心頭。他曾對著名劇作家曹禺說過這樣的話:“小超忙,我更忙。我們周家是個大家族,親戚來找我的太多了,都是小超替我料理。我家的事,不叫我操心,真感謝她了。”

  鄧穎超是個知冷知暖的好伴侶。作為國務院總理的妻子,她深深懂得丈夫身體健康的重要性。每當她睡醒一覺,發現周恩來辦公室的燈還在亮著,總要輕步走進去,提醒他該休息了。

  兩人分處兩地時,鄧穎超也總是寫信給周恩來,叮囑他注意身體。為了引起周恩來的重視,她在信中常常將身體與工作聯系起來,告訴周恩來健康的身體是“迎接新任務必不可少的條件”。

  周恩來到晚年后,心臟病時常發作,后來又患了癌癥,但仍然在拼命地工作。眼看丈夫日益消瘦,鄧穎超痛在心頭。她深知他肩上的擔子有多重,不愿用過多的提問打攪他,也不敢阻撓他外出工作,只能用溫柔的關懷來撫慰他。多少個寒風呼嘯的冬夜,多少個天方破曉的黎明,鄧穎超惦記著外出的周恩來,時而看看室內的溫度計,時而試試暖氣的熱度,焦急地等待著他的歸來。

  1975年秋,周恩來終于倒了下來。在周恩來住院期間,鄧穎超每天都要到醫院看望。她知道周恩來來日無多,便盡量給他以安慰和溫存。當時鄧穎超也遭受著高血壓和眼結合膜下水腫出血的痛苦折磨,但她依舊保持著往日的鎮靜和堅強,不給周恩來增加任何思想壓力。

  “功成輔賢相,藏光不輕吐。景云增日明,美錦助袞輔。”對于趙樸初的這個贊譽,鄧穎超確實當之無愧。

  鄧穎超將對周恩來的一往深情踐行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乃至去世之后。1992年7月11日,鄧穎超去世。根據她生前的囑托,人們用1976年裝盛周恩來骨灰的那個骨灰盒,盛裝著鄧穎超的骨灰,運到海河,將其撒在16年前拋撒總理骨灰的同一個地方。

  鄧穎超幾乎用自己的一生演繹著對周恩來的戰友之情、伴侶之愛。這情、這愛,既撼天動地、蕩氣回腸,又纏綿百轉、余味無窮……

  終于遺憾兩個孩子不幸夭折

  正當革命形勢迅速發展的時候,蔣介石動手了———此時的鄧穎超正在廣州一家德國人開辦的醫院里經歷了一場刻骨銘心的難產。鄧穎超肚子里的孩子體重超過了正常標準,三天三夜她都生不下來。當時的婦產醫院還不能施行剖腹產手術,只能用產鉗。孩子頭顱受到嚴重損傷,生下后不幸夭折。鄧穎超內心極度痛苦。

  鄧穎超這是她和周恩來的第二個孩子。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在周恩來大革命時期隨隊東征時,被鄧穎超私自做主打掉了。那時她心中所想的完全是工作和革命,總是覺得過一段時間再要小孩子也不遲。后來,鄧穎超來到汕頭見到周恩來,把偷偷打胎的經過告訴了他的丈夫。周恩來聽后勃然大怒。新婚后,他從來沒有發過這樣大的火:

  “你怎么會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對立起來?!孩子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產,他屬于國家,屬于社會。你有什么權利把他隨隨便便扼殺?而且隨隨便便糟蹋自己的身體。這完全是不負責任的態度嘛!身體是革命的資本,不專屬于你自己,要怎么處理就怎么處理。必要時,我們隨時準備為革命流血犧牲,可是決不允許隨隨便便糟蹋自己的身體。你要怎么處理,也該來信和我商量一下。怎么竟自作主張,這樣輕率!”

  經周恩來這一頓批評,鄧穎超知道自己做錯了事,不住地道歉。可是這一次分娩竟然又是這樣不幸,同時還趕上了一個血雨腥風的時節,周恩來也不在身邊。鄧穎超此時多么需要丈夫的安慰和愛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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