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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蘇關系的細微演變

2013-12-19  本文來源于蘇紅網   訂閱《紅星報》 | 向蘇紅網投稿
蘇聯曾經是中國的“老大哥”。中蘇關系一度穩定發展。蘇聯共產黨對中國共產黨的指導,讓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更加迅猛。但中蘇關系并沒有因此而一層不變。事實上,中蘇關系一度親密,也一度決裂。

  蘇聯曾經是中國的“老大哥”。中蘇關系一度穩定發展。蘇聯共產黨對中國共產黨的指導,讓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更加迅猛。但中蘇關系并沒有因此而一層不變。事實上,中蘇關系一度親密,也一度決裂。

  國共合作的句號:五月指示

  人們記得李大釗被殺害,不記得跟著他一起從蘇聯大使館中被東北王張作霖“逮捕”的秘密文件,那些文件把蘇聯大力援助國民黨和馮玉祥國民軍的事實帶給沒有準備的中國民眾,一時之間讓北伐勝利中的國民黨人和馮玉祥都感到了政治壓力。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清黨反共,4月17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布開除蔣介石黨籍,后來被驅逐的蘇聯駐國民黨首席政治顧問鮑羅廷說這是“狗咬狗,狗咬狗。和其他軍閥一樣,他們是分贓不均打起來的。”

  6月22日,馮玉祥公開轉向蔣介石一邊,要求武漢國民黨遣送鮑羅廷回國,并與共產黨分離。離開他革命事業所在的中國,如同離開那些有陽光的日子,鮑羅廷的火氣很大,他把國民黨比喻為“馬桶”,“盡管你經常沖洗,可它仍舊散發著臭氣”。但是讓武漢的汪精衛下定決心的還得說是共產國際(莫斯科領導的第三國際)發給中共的“五月指示”。

  “五月指示”要求中共開展土地革命,發動農民沒收地主的土地。吸收更多的工農領袖到國民黨中央,革新它的上層;動員2萬共產黨員和兩湖(當時在中共的領導下)革命工農5萬人,編成幾個新軍。這些要求無異于與虎謀皮,桂系名將黃紹竑記述了他和一個共產黨人的對話,這個共產黨員勸他反蔣實行土改,黃說土改的政策會遭到地主和自耕農的反對,當時的軍隊里士兵既有出身佃農的,也有出身自耕農的,軍官則十分之九是家里有幾畝地的小地主子弟,其余十分之一在當了軍官以后也想置幾畝田。要土改,就是去毀滅他們既有的生活基礎與生活希望,他們豈能容你?就當時的政治現實來說,黃的分析顯然比共產黨的判斷更符合實際,所以清黨取得了絕大部分軍人的支持。

  但是,來自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羅易,私下里擅自把莫斯科的來電拿去給汪精衛看,希望能夠漸次推行。而汪把莫斯科的指示在黨內高層公開出來,其結果可想而知,7月15日,武漢國民黨中央最終確定了分共方針。共產國際一手促成的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也在它的手上劃上了句號。

  中蘇蜜月的開始:中共六大

  莫斯科郊外60公里的塞列布若耶莊園,因其白色的墻壁在陽光下閃閃發光而被稱為“銀色別墅”,這個昔日的貴族莊園如今改名為“五一莊園”,正式對外開放,它勾起無數中國人與青春有關的回憶喀秋莎、白樺林、保爾,與后來的韓流相比,那是影響了中國一代人的蘇潮,而這里是個紀念碑,1928年142名中共黨員聚在這真誠討論祖國的未來。

  1928年初,莫斯科費盡心力,把上百名中共代表秘密地從中國各地偷渡出國,小部分從上海乘船到海參崴,大部分都借道東北,經大連、哈爾濱到滿洲里,然后越過國境線輾轉到達莫斯科。這條路線恰好也是共產主義思想傳入中國的路線,被稱作“紅色絲綢之路”。

  毫無疑問,這樣一次代表大會的幾乎所有文件,都是由蘇聯人起草或幫助形成的。包括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選擇,也都是嚴格地按照蘇聯人的意志行事。中共從最初的幾十人,一直發展到數萬人,其間雖歷經曲折,但是它從蘇聯那里得到的種種幫助,毫無疑問是它得以在舊中國極端復雜和危險的境況下生存發展的要件之一。

  1944年的斯大林對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說當時的中共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是“人造黃油”式的共產黨。如果他說這話時,內心也浮現失落的話,那他懷念的會是1928年-1936年那段團結最緊密的時光,雖然在他的字典里“團結”一詞有另外的含義。在這段時間里,蘇聯公開支持共產黨人舉行的廣州暴動,堅決支持中共按照俄國模式發動蘇維埃革命,從政治方針到具體文件,從選定中共領導人到選派代表親臨蘇區,幫助工作、指導作戰,幾乎一包到底。但是莫斯科付出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只是把紅軍推上漫漫長征的險途,此時的中共在莫斯科眼里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吧。

  “九·一八”事變的參考:中東路事件

  中東路事件像是被遺忘的戰爭,在軍閥混戰的近代它算不上殘酷,也不像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和中日戰爭那樣震動中國,這也可能是它被擠到歷史背光處的原因之一,但是中東路事件如同“九·一八”事變的小彩排,排演了故事的開頭,不同的是后來主角的扮演著換成了更兇狠的日本。中東路戰爭中,中共的反映也讓我們想起自己少年時代的魯莽與沖動,但我們不因此回避。

  東北易幟后年輕氣盛的張學良一心想收回中東鐵路的管理權。先在1929年5月27日,指稱蘇聯違背協議在東北宣揚共產主義,搜查蘇聯領事館。7月10日,又將蘇方中東鐵路局長、副局長等59人驅逐出境,并同時查封了蘇方的有關單位。蘇軍因此與東北軍發生武裝沖突,國民政府也對蘇宣戰。戰斗主要在中國的滿洲里和扎賚諾爾地區展開。從7月末開始直到11月,大小戰斗進行了數十次,11月,蘇軍先后攻占扎賚諾爾、滿洲里、海拉爾。中國軍人死傷及被俘人員9000余名(傷亡2000名,被俘7000余名)。據蘇方統計,蘇軍只不過死143人,失蹤4人,受傷665人。12月20日,張學良派代表與蘇簽訂《伯力協定》。以中方接受蘇方提出的恢復中東鐵路中蘇共管的原狀、雙方釋放被俘人員而宣告結束。

  此一事件,雖屬中國收回自身權益的行動,結果卻是南轅北轍,不僅損兵折將,人民遭殃,本就殘破的國家更是盡失顏面,而且還暴露了東北軍的實力以及國際社會在中國東北問題上可能干預的程度,從而為兩年后日本關東軍大膽發動“九·一八”事變,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對中東路事件,共產國際遠東局從一開始就明確要求中共中央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一九二九年九月,又給中共發來了命令,“誰忠誠地、真正地、堅定地、并且是毫無保留地武裝起來保衛蘇聯,誰才是革命者,才是國際主義者”。中共中央毫不猶豫地做出了積極的響應。對此,已離開領導崗位的陳獨秀發表對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說在這個時候片面宣傳“擁護蘇聯”“于我們不利”,絕不能簡單地認為“廣大群眾都認同蘇聯是中國解放的朋友”。為此,并鑒于陳獨秀等人根本反對現有的政治路線,很快中共正式決議將陳獨秀等人開除出黨。

  莫斯科來電:改變西安事變

  對中共來說西安事變不是絕處逢生也是柳暗花明的轉機,如果可以自由想象的話,怎么看怎么像蘇聯人出了力,這也正是莫斯科在西安事變后的第一反應:撇清自己,12月14日的《真理報》上含沙射影的說張學良的叛變是日本人在背后搗鬼,張的名字與汪精衛栓在一起。這樣的判斷連南京政府駐蘇大使蔣廷黻都覺得不妥。在會談時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對蔣說:我們一貫贊成中國統一,對中國將領們的內訌從未表示過同情。對于最近時期為擴大南京政府基地和加強抗擊日滿蒙聯軍的種種努力,我們尤其表示欣慰。我擔心的是日本會不會利用最近的事態發動新的侵略。不管怎么說,近來正處于緊急狀態的日本政府很可能因此次事件而得救。

  經過長征顛沛流離生活的紅軍在1936年終于可以喘口氣了,此時的他們還舉著“抗日反蔣”的大旗,西安事變發生后卻變成了“聯蔣抗日”,根據解密的俄國檔案在這背后是莫斯科來電的影響。12月1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發來了由季米特洛夫簽發的電報,被稱作“莫斯科回電”。電報說:我們建議采取以下立場:(一)張學良的行動,不管出自何種動機,客觀上只能有損于中國人民抗日統一戰線力量的團結,并助長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二)既然這個事變已經發生,中國共產黨必須考慮到現實情況并堅決主張和平解決事變。

  12月21日,中共中央電復共產國際:來電于12月20日才收到,同意你們的意見,我們也已經基本上采取了這種方針。同日,中共中央致電已經在西安的周恩來。

  斯大林的兩封電報:毛赴渝談判的背后力量

  蔣介石擺出的重慶和談是場做給天下人看的鴻門宴,毛澤東自然心知肚明,所以蔣三次電邀,前兩次均予以拒絕。但第三次答應了,并于8月24日,復電表示同意赴渝談判。這背后是斯大林的壓力。

  斯大林應中華民國政府外交部長王世杰的請求,于8月20日、22日,連發兩份電報給延安,要求毛澤東赴重慶,與蔣介石“緊急會晤”。電報說:“考慮到日本投降和國共雙方關系的惡化,這次會晤是必要的。”電報還警告說:“不能進行內戰,否則,中華民族的存在將受到危害。因為國際社會和中國人民希望和平,所以毛澤東應與蔣介石在重慶進行和平談判。”“盡管蔣介石挑釁想打內戰消滅你們,但是蔣介石已再三邀請你去重慶協商國是。在此情況下,如果一味拒絕,國內、國際方面就不能理解了。

  毛澤東對斯大林要求他到重慶和蔣介石談判的做法,在當時是以大局為重,忍氣吞聲,還向黨內其他領導人做解釋工作,但是內心是十分氣憤的。后來,每說及此事,毛澤東都抑制不住胸中的怨氣。1956年,毛澤東對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說:斯大林對中國的形勢以及對中國革命發展的可能性,作了不正確的估計。特別是1945年中共中央收到了不知為什么以俄共(布)名義發來的密電,密電中堅持要毛澤東前往重慶同蔣介石談判。中共中央曾經反對前去重慶,因為預料蔣介石方面會進行挑釁。但是,我不得不前往,因為這是斯大林所堅持的。

  后來斯大林對訪蘇的劉少奇說:“去重慶對毛澤東來說曾是很危險的,他可能被殺害。”接著以內疚和抱有歉意的語氣說:“勝利者是不受審判的,凡屬勝利了的都是正確的……如果我們犯了錯誤,你們還是說出來好,我們會注意和改正的。”

  蘇共二十大:解除“緊箍咒”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實行“非斯大林化”的政策,在所做的秘密報告中批判斯大林說他毀滅了黨,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泯滅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東西,而讓所有的人都屈從于他個人的意志。對毛澤東來說非斯大林化如同解除了“緊箍咒”,這一點長久以來不被人重視。

  斯大林通過共產國際的電波遙控著中國革命(比如上文提到的事件),而且蘇方的態度很傲慢,中蘇領導人會談從來不許中方做記錄,由此多年來積累了許多矛盾和怨憤。如今斯大林不在了,斯大林模式這個“緊箍咒”也被蘇共自己解除了,各國共產黨終于可以按照各自的意志行事了,毛澤東有理由高興。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功績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應當承認,批評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國共產黨的形勢,其中也包括我們黨在內。批評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就好像是為我們黨揭去了這個蓋子。是誰讓我們大家更容易、更正確地認識了個人崇拜?是赫魯曉夫同志,為此我們十分感謝他。”

  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斯大林模式一直是中國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效仿的榜樣,特別是對于毫無管理國家經驗的中共來說,只能“照搬”蘇聯的經驗和做法。在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之后毛澤東才創造出了斯大林沒有的人民公社模式。

  當然毛澤東對批判斯大林也有不滿意的地方,當蘇聯提出個人崇拜問題時,中國廣大的基層干部和群眾很自然就聯想到國內問題。河北省機關黨員干部提出,“要說過去歌頌斯大林是個人崇拜,那么我們還編了東方紅歌頌毛主席,那也能說是個人崇拜?”廣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說,“蘇共能夠這樣暴露缺點,才是發揮民主精神。”“我們過去有時說'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這是不夠恰當的,帶有封建色彩,也是個人崇拜,忘記了黨的集體領導的力量!”看到這些材料,不由得毛澤東不考慮。

  中蘇關系破裂的導火索:炮轟金門

  中蘇關系破裂的導火索不是“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事件,而是中共的炮轟金門。當時鐘指向1958年8月23日下午5時30分,毛澤東一聲令下,駐扎在福建廈門--泉州一線三十余公里海岸線上的解放軍炮兵同時向臺灣海峽的金門開火,歷時60天的“炮轟金門”事件開始了。此舉使臺灣海峽兩岸的軍民都大感意外。在炮轟金門最激烈的時刻,蔣經國被派到金門督戰。蔣介石對蔣經國說:“金門必須確保無虞,那里的事情辦不好,你就不要回來。”“炮轟金門”一開始,美國政府立即作出了強烈反應。幾天后,臺灣海峽附近集結了六艘航空母艦(當時美國只有12艘)、三艘巡洋艦、四十艘驅逐艦、一個潛艇集群和二十多艘后勤補給船只。艾森豪威爾對毛澤東選擇這樣的時機發動大規模炮擊絞盡腦汁。他懷疑毛背后有蘇聯人撐腰,但是他想錯了。炮轟金門之后,赫魯曉夫非常惱火,他對此毫無準備,事前中國沒有向“老大哥”透露這顯然早已謀劃的行動。當時中國的人民公社正紅火,共產國際中逐漸流傳起這樣的話:全世界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只有一個理論家、哲學家,這就是毛澤東。而赫魯曉夫只是一個實干家,一個種玉米的實干家。赫魯曉夫不得不承認中國的翅膀硬了這個事實,在他眼中毛澤東這是有意顯示中國可以獨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炮擊行動本身更是與赫魯曉夫的“三和”路線唱反調,毛澤東認為,中國可以搞“戰爭邊緣政策”,因為“國際緊張”實際上對美國不利。

  臺海危機反映出中蘇在對外政策上的重大分歧,赫魯曉夫對此不能容忍,但毛澤東對炮擊金門的效果頗為欣賞,“金門、馬祖打這樣幾炮,……世界鬧得這樣滿天風雨,煙霧沖天”。

  核能合作失敗的蟻穴:“響尾蛇”導彈

  中國早就知道蘇聯在研制原子彈,毛澤東曾回憶說:這次到蘇聯,開眼界哩!看來原子彈能嚇唬不少人。美國有了,蘇聯也有了,我們也可以搞一點嘛。不過以中國當時的實力只有依靠蘇聯的幫助,赫魯曉夫打開了這扇大門,1954年10月赫魯曉夫訪華,主動問中方還有甚么要求,毛澤東趁此機會提出原子能、核武器,希望蘇聯在這方面給予幫助。赫魯曉夫稍做遲疑后最后建議,由蘇聯幫助中國建立一個小型實驗性核反應堆,進行原子物理的科學研究。兩國政府在同年10月15日簽訂了國防新技術協定。協定規定,蘇聯將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

  但是到1959年6月,蘇聯以正在和美國等西方國家談判禁止核試驗、赫魯曉夫正在準備同艾森豪威爾會晤為由,提出暫緩提供。同時,蘇聯專家也藉故回國休假,到8月23日,在中國核工業系統工作的233名蘇聯專家,全部撤走回國,并帶走了重要的圖紙資料。

  導致蘇聯停止向中國提供核幫助的原因,可以從當時中蘇從內政、外交到社會主義理論探索方面的重重分歧去找,不過就赫魯曉夫的個性而言,臺海危機中發生的一件事情,極大地傷害了赫魯曉夫的個人感情,同盟的千里長堤是從千瘡百孔的蟻穴開始潰爛的。1958年9月溫州地區的空戰中,國民黨空軍發射了幾枚很先進的美國“響尾蛇”空對空導彈,其中一枚墜地未爆。蘇方幾次索要,中方推說正在研究這枚導彈,不能提供。這個答覆使赫魯曉夫非常氣憤,甚至拒絕向中國提供已經答應給的P-12型中程彈道導彈的資料。幾

        個月后,中國才把這枚已經拆卸多次的“響尾蛇”導彈交給蘇聯,蘇方研究人員發現缺少了一個關鍵部件──紅外線彈頭傳感器。這件事使赫魯曉夫很后悔答應援助中國進行核武器研究。為此,赫魯曉夫與機械工業部部長斯拉夫斯基進行商議,決定P-12導彈資料可以給中國,但原子彈可得再考慮考慮。


(責任編輯:陳翠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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